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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還是不分，相差巨大。

四年前，一對中國臺灣夫婦中國臺灣夫婦嵇大昕和謝仁貞在東莞的小區設立了一個垃圾分類的環保站，相信“這是大家的環保站”；四年后，他們覺得自己太“天真”。

嵇大昕為住戶配了一百多把鑰匙，但來環保站自己動手分類垃圾的僅有兩戶。中國臺灣垃圾分類的成功經驗一一失效，更多的住戶只是把垃圾放到環保站門口，轉身就走。誰也沒想到，2015年1月15日晚，世紀城環保站會被砸，三處地方被寫上“垃圾”二字。 【垃圾分類水土不服 “后一公里”何以疏通？】

“當初信心滿滿，只想著帶動業主們來做垃圾分類。”謝仁貞無奈地說道。事實上，自2000年起，北京、上海、廣州等8個城市作為試點，開始試行垃圾分類。然而，14年過去了，多地垃圾分類始終無法到位。

盡管北京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但當時的垃圾分類主要是出于節約意識，人們把舊報紙、牙膏皮等可回收物品賣到廢品回收站賣錢。而今天的垃圾分類，更主要是關系到如何無害化處理垃圾、終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14年，北京試行垃圾分類，一個不長卻足以反思的時間跨度。面對指縫中溜走的資源，還有與摩天大樓比肩躥升的垃圾……“垃圾分類”值得政府與公眾更多地思考。

就北京而言，如果說從2002年到2008年開展垃圾分類工作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為了兌現“綠色奧運”的承諾，那么自2009年開始的垃圾分類工作，根本目的則是為“垃圾圍城”尋找一條解決之道。 【各方博弈難成監管合力 北京首提垃圾分類卻蝸行牛步】

誠然，人人討厭垃圾，卻又都在制造垃圾。垃圾圍城，如同兵臨城下，成為伴隨城市化發展的“世界性難題”，也成了“人間天堂”杭州的治理困境。據杭州市城管委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杭州市區生活垃圾產生總量308余萬噸，僅此一年的垃圾量，就能填滿五分之一個西湖。

“如果把這些垃圾堆在黃龍體育中心的足球場上，可達到430米，超過140層樓的高度。”杭州市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工作人員做了個形象的比喻。根據《杭州市生活固體廢棄物處置監管報告》，2014年一季度，杭州每天平均產生生活垃圾8400噸，3月高日生活垃圾處理量超過1萬噸。 【分類試點效果不佳 五水共治為垃圾分類“開處方”】

而相較于國內進展緩慢的垃圾分類，一些業內人士將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日本——“嚴苛”的垃圾分類體系。熟悉日本垃圾分類經驗的環友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李力介紹，日本以地方為責任主體，各地都建立了配套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垃圾填埋場、餐廚垃圾處理廠等，才可以使垃圾分類后，可燃的送焚燒廠，不可燃的送填埋場，有機的去堆肥。

他介紹說，多年來，日本建立了以《環境基本法》為基礎，以《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為主導的法律體系。除了綜合性法律，還有各種具體類別的法規，比如《家用電器回收法》、《食品回收法》、《汽車再循環法》等。

此外，“日本已形成了譴責亂扔垃圾行為的氛圍。并且，按照《廢棄物處理法》規定，對隨意丟棄垃圾的人，輕則罰款3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1萬元），重則將被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及1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1萬元）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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