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才指出,南水北調中線丹江口水庫的水質較好,媒體報道和調查中也發現了一些支流存在水污染問題,但是不影響大局。對污染問題,發改委和其他部門高度重視,南水北調東線的水污染治理也取得了明顯成效。現在中、東兩線的水質問題從總體來說都達到了預期的規劃和設計目標。
然而,“一庫清水北送”的背后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雖然調水在即,但圍繞水質保護、水價博弈、多頭管理體制等方面,南北雙方仍在尋求共識,一些困局亟待破解。
環保重壓下的資金缺口
地處秦巴山區的十堰市,下轄的10個縣(市、區)中,有8個是貧困縣。被確定為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區后,十堰被國家劃定為“限制發展區域”,這讓原本并不富裕的十堰經濟雪上加霜。
“別人能發展的,我們不僅不能發展,還要關停。”十堰市南水北調辦公室一名負責人介紹道,為確保庫區水質安全,十堰關閉轉產企業560家,減少稅收22億元,每年直接減少十堰財政收入8.29億元,占到了十堰全年財政收入的7%。然而十堰每年還要配套支出15億元用于污水防治和生態修復。
“鄖縣有三寶,苞谷、紅薯和龍須草。”在貧困縣鄖縣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諺語。其中龍須草是造紙原料,鄖縣滿山遍野都是龍須草。為了南水北調,數年前鄖縣造紙廠關閉。
特殊的自然環境和生態條件決定了十堰山區黃姜鮮姜產量高,皂素含量高,是合成甾體激素類藥物和甾體避孕藥的重要醫藥化工原料。在市場拉動下,不但十堰地區黃姜產業發展迅速,并向周邊襄陽的谷城、老河口,河南的淅川,陜西的白河、安康等地輻射,形成了以十堰市為中心的秦巴黃姜產業帶。黃姜種植和加工能力分別占到全國的36%和44%。
十堰用了20年時間,將黃姜生產和加工培育成地方支柱產業,但因南水北調工程,十堰市的百萬姜農和上百家黃姜加工企業面臨著生存危機。
“環保壓力大,資金缺口大。”十堰市環保局信息中心主任陳霞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道。
神定河治污一直是十堰的痛,這條河原本是十堰大的納污河。上個月,為使排污達到國家標準,十堰對神定河污水處理廠進行了升級改造,使出廠的水能夠達到國家的高標準一級A。但是,哪怕是一級A的出廠水,如果按照地表水質的標準,只能算五類水。
“國家要求達到三類水的標準。”張維國表示,這樣一來,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的水,十堰還要做生物菌處理、人工快滲處理,然后引出河道通過濕地進行處理,從工藝上來說,終可以達到要求,但一噸水的污水處理成本就多出了0.2元。十堰市五條河流,經過綜合測評,完成治理需要17.43億元。
調水“混戰”
丹江口水庫年平均入庫流量為388億立方米,近期規劃年平均調水95億立方米,遠期將達到135億立方米。但平靜的湖面下是“九龍治水”的隱憂。
據了解,丹江口水庫及上游目前開了3個“豁口”,除了位于河南的中線調水口——陶岔渠首外,還有湖北的清泉溝以及陜西的“引漢濟渭”工程,3個取水工程分屬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單位。其中中線的調水量95億立方米,清泉溝經過改造升級,設計引水量14億立方米,大引水量30億立方米;此外,“引漢濟渭”工程規劃調水15億立方米。如果按大量計算,清泉溝、陶岔和引漢濟渭這三個“豁口”每年的引水量將達到180億立方米,占整個丹江口水庫上游年平均來水的46%。
漢江集團水庫調度中心副主任劉松說,為了保證漢江下游的用水,按照基本的下泄流量600立方米每秒計算,每年丹江口水庫需要下泄水量近200億立方米。上游各個“豁口”的規劃調水量加上下泄流量就基本占去了水庫整個正常年份的入庫流量,但是如果遇到枯水年,入庫流量可能只有100多億方,根本就不夠大家“分搶”。
丹江口市一位退休的水利干部說,中國大水庫的建設和運營管理一般實行業主負責制,按照這種模式,今后工程將由四個主體進行管理,這樣一來,各自為政將無可避免地導致中線調水工程的“亂戰”。
他認為,南水北調工程的運營管理由誰來管、管什么、怎么管等問題亟待厘清。盡管在國務院2014年頒布的《南水北調工程供用水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和第六條給出了原則規定,但實施起來依然存在一些障礙。具體來說,東線、中線自身如何管理?它們彼此間又應是一種什么樣的管理關系?由于涉及有關部門、相關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以及一系列極其復雜的因素,這些問題仍沒有較明晰的答案。
“群龍無首”局面該如何解決?相關人士建議,現在的管理體制缺乏頂層設計,中央要高度重視,不能出現“國家利益部門化”的現象,對丹江口水庫應該按照水資源問題由水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整個樞紐由一家單位來負責的原則進行制度設計。
水價“并軌”難題
而就“九龍治水”的多頭管理混戰,人們似乎更為關注尚未出臺的水價迷局。“千里輸水,水價會漲嗎?”這是多數公眾關心的問題。
作為其盈利途徑,南水北調一期工程調水成本多少、水價如何確定,是這項工程進入運營階段后,核心的問題之一。
但直到東線開始運營、中線也即將通水之際,除一些原則性規定外,答案仍未出現。“南水北調水價既算不清楚,也沒人去算。”一位了解決策過程的研究人員如此形容。
2014年2月初國務院公布《南水北調工程供用水管理條例》(下稱《條例》)之前,各方仍對答案揭曉均抱以期待。終,在這份堪稱南水北調運行綱領的文件中,也只是重申了工程規劃時已確定的“兩部制”水價原則。核心細節,仍待有關部門另行規定。
南水北調工程獨特的“混搭”定位,及由此產生的與現有體制的銜接困難,是局面棘手的重要原因。
中國以往的水利工程主要由政府投資并彌補供水成本。結果是一方面水資源緊張,另一方面用水效率不高。為破除窘境,亦因彼時財政困難,南水北調工程采取了全新的融資建設格局。在此基礎上,其被定性為經營型及公益性結合的“準市場運行機制”水利工程,由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用水戶參與。希望實現供水經濟、、可持續利用。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南水北調辦原主任張基堯對這種體制下的水價闡釋了三項原則:一、要保障老百姓用上水,否則工程初衷達不到;二、太低不利于節水,還會加重污染;三、與利益相關者充分協商。
以此為根基,水資源要找到“準市場運行機制”下體現公益性與市場化定價的平衡點,仍不簡單。對其運營水價來說,改革對舊體制的兩個核心問題是否觸及,將十分關鍵:其一,工程對農業和環境供水造成的虧損,是否有政策性的補償渠道及方式?
這個問題也導致了對南水北調工程定位的爭議:一方認為,工程每年都應按規劃調水,否則就是失敗,無法維持正常運營。
另一方則堅持,南水北調工程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調多少水,而是大幅提高受水區的供水保證率,有需要時有水可供,關鍵只在于落實政策性補償。
第二個核心問題同樣棘手:公益性是否體現在工程完工后的資產折舊中?如考慮,亦即在工程端采取市場化成本定價,則到京津等核心受水區時,雖當地水價已調整了十余年,但口門水價很可能仍將高于當地現行水價。
面對凡此種種,南水北調一期兩線調水終如何定價,將是判斷這一工程真實性質的佳標準。
據悉,受水區終水價由南水北調水源工程、主體輸水工程、專用配套工程和城市制水配水四個環節的成本、稅金和利潤,再加上污水處理費用組成。不過有關人士也表示,目前國家發改委正會同相關部門進行研究,水價方案還未終確定。
年均10.5萬方 南水北京還“渴”嗎?
水價漲不漲,自有水費單力證。然而,每天早晨起床,打開水就開始刷牙洗臉……我們每天在與水打交道之際,可曾想過早已深處缺水窘境。曾經,為緩解北京生活用水的困難,北京探尋了多條尋水之路,然而似乎每一條的現狀都沒那么樂觀。
據報道,北京市密云水庫管理處工程師綦中躍介紹,自1999年以來,北京兩大水源的密云、官廳兩大水庫均水量銳減,其中年平均凈入庫水量為2.68億m³,但年平均供水量卻為4.23億m³,嚴重入不敷出,庫存水量僅有10億m³左右。
為京城供水提供三分之二依賴的地下水,如今也不堪重負。1999-2010年,北京每年超采地下水近8億m³,在超采地下水數十年后,北京已處于一個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上,地面沉陷等生態問題隨時威脅著安全。
為解北京飲水的燃眉之急,2003年北京以應急水源地的名義在郊區打下巖溶水水井,開采被稱為“子孫水”的巖溶水。這個“應急”的期限是“南水北調”的水進入北京之前。
然而被賦予重任的南水北調似乎并不能徹底扭轉北京的“水荒”問題。目前北京年均水資源量僅有21億立方米,而按照北京市統計局2013年1月21日發布的數據,到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已達2069.3萬人。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僅有100立方米左右。
“按照多年的平均值算,北京人均水資源量每年不足200立方米。咱們國家本來就是水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但全國人均水資源量是2100立方米,這意味著北京的人均水資源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10,而世界人均在7700立方米。即便南水北調每年為北京增加10億立方米,每人增加的水資源量也不足50立方米,北京的水資源短缺并不會因為10億立方水帶來多大的轉變。”北京市水務局副局長劉斌直言。
調水有限,節水優先
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劉昌明看來,雖然南水北調能為北京乃至京津冀解決缺水的大問題,但調水并非一勞永逸,隨著經濟、城市和人口的擴張,長遠看還是缺水。
事實上,作為重度缺水的北京,其大的缺口“源”自我們每日的生活用水。水,來之不易,處理艱難。再浪費,或許就真成欲哭無淚了……因此,在翹首以盼“南水”來臨之際,我們要做的無非是從細節做起:擰緊水。
對此,北京市南水北調辦公室主任孫國升坦言,“北京主要是資源性缺水,南水北調雖能緩解北京水資源壓力,但光靠調水短時期還不能徹底解決北京缺水的問題。”
同時,他還認為,南水北調來水后,首先需要利用外調水,其次要加強節水及水資源調配。在節水方面,一方面要倡導市民文明節水的生活方式,形成“節水光榮、浪費可恥”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仍需調整工業、農業的產業結構和布局,加強節水設施使用推廣,提高用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