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廢氣處理】霧霾天氣折射出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各地區環保工作迫在眉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認為要解決霧霾，必須采取系列的革命性措施：主要矛盾定位的革命、能源結構優化的革命、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調整的革命、生活方式改變的革命。
　　　　2015年6月起，經濟下行壓力開始加大，在山東臨沂、河北等地，因為產業結構調整，很多工廠關閉，全國數以百萬計的職工下崗或者再就業，經濟基本面的維護和社會的穩定成為各地關注的頭等大事，環境保護法律的嚴格實施受到嚴峻挑戰。
　　
　　結構調整的難度加大，嚴格執法和保經濟增長之間平衡已很難把握。一些地方甚至放松了對企業環境保護的監管。在此背景下，進入采暖季后，大氣污染問題集中顯現。如京津冀地區和東北地區的霧霾污染持續時間長，一些地方的PM2.5甚至長時間爆表。如2015年11月，中央電視臺赴東北地區霧霾為嚴重的遼寧采訪，發現很多工廠連基本的大氣污染防治設施都沒有，有的即使有設備也不正常運行，環境保護部門的監管條件和能力嚴重不足。
　　
　　在京津冀地區，北京市甚至啟動了的紅色預警，而且還在間隔不遠的時間內發出兩次紅色預警。次發出紅色預警，社會尚夸獎生態文明建設以人為本。但第二次紅色預警發出時，人們開始擔心紅色預警可能成為常態，擔心自己的生產經營和生活會受到嚴重的影響。第二次紅色預警結束之后，空氣質量依然嚴重污染，但是卻沒有發出第三次紅色預警。社會開始爭論是否應當在教室里裝空氣凈化器，以保衛我們的下一代。
　　
　　基于此，一些人士甚至把2015年的京津冀地區霧霾與20世紀50年代的倫敦霧霾相提并論。
　　
　　紅色預警是應急措施，是末端的危機應對手段，不是常態，也不應當成為常態。紅色預警社會成本太大，而且轉嫁了污染者的污染責任，也不合理。現實證明，在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下，常規的治理措施已經不起大作用，風已經成為驅除霧霾的關鍵因素。等風來掃除霧霾的尷尬現象，說明霧霾生成和加重的原因已不全然是《大氣污染防治法》的個案執法問題，從更深層次來看，是我國全局性和區域性的產業結構、產業布局、能源結構、能源布局、生活方式出了大問題。嚴重的環境污染特別是霧霾污染，考驗地方黨委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挑戰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信任和實施效果，必須引起重視。要解決霧霾，必須采取系列的革命性措施。
　　
　　主要矛盾定位的革命
　　
　　國家策略的制定與實施必須基于社會的主要矛盾。矛盾定位如不準確或者不清晰，行動戰略及其部署就會出偏差。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社會矛盾被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筆者認為，在發展階段，這一矛盾永遠是一個主要的矛盾。目前，黨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也是承認社會生產還是落后，并沒有否定這一矛盾。但是，目前嚴峻的霧霾污染和水污染具有全局性，一些地區的環境容量已經基本用盡，環境安全正面臨的挑戰。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緊缺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進一步可持續發展的短板。在此背景下，生態文明才得以進入“五位一體”的格局，碧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才得以成為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說，資源和環境問題已經事實上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并且嚴峻程度不低于物質文化需要同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基于此，有必要修改黨章和憲法，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擴展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環境需要和緊缺的資源供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生產問題顯然包括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資源狀況和技術落后等問題。只有定好位，把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緊缺納入社會的主要矛盾，成為全國上上下下著力解決的主要問題，立足于解決環境問題的生態文明理念和措施入黨章、入憲法、入法律、入政策，才具備理論和實踐支撐。生態文明的建設和改革工作，才能得到全面的部署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