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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利用30~4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200年的工業文明過程。相應的，發達國家的水污染治理在200年內慢慢展開，中國則是集中體現，所以我們的問題相對嚴重。雖然經過“十八大”以來的污染治理，我國水環境問題不斷改善，但仍舊面臨不小的壓力。
不久前在杭州召開的2019首屆中國水環境發展論壇上，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環境研究所所長彭文啟指出，目前重要水污染問題包括：糞便污染、有機污染、鹽漬化、重金屬污染、硝酸鹽污染、核放射廢料污染等。
彭文啟給出了一組數據：全國評價的36個河湖水體中，屬于不健康及亞健康的占60%左右，全國河湖生態狀態整體偏差。而全國客戶生態狀況惡化的主要表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生態流量不足，河川徑流過程變異顯著；水污染問題依舊嚴重、湖庫富營養化問題突出，水功能達標率低；水生生物完整性普遍性受到破壞，重要敏感生物生存狀況堪憂；供水等方面功能的保障程度不滿足需求等。
可以說，我國新老水問題復雜交織，水安全已全面亮起紅燈，高分貝的警訓已經發出。水旱災害、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污染、水生態損害等重大水問題的解決已經迫在眉睫。“建設美麗中國與生態文明，對水生態系統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既有污染問題，還有飲水安全保障的問題，以及水生態健康的問題，這一系列問題都是亟需破除的掣肘。”彭文啟說。
在強監管的新要求下，水質監測對于水生態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越發凸顯。資料顯示，我國水利系統水質監測始于1955年，當時主要以天然水化學測驗和泥沙顆粒分析為主，是水文測驗的一個組成部分。
1969年-1973年間，開展主要水系的水污染調查評價工作。從此，水利部門全面開展了支撐全國水資源保護和管理的水質監測工作。截至2017年我國水利系統地表水水質監測站達16123個，地下水水質監測站共9677處，水生態監測站789處。
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后，水文監測站網體系建設，要求從強監管的需求出發進行整體優化，使水環境監測變成行業監管的“尖兵”與“耳目”。
針對江河湖泊的監管，彭文啟強調，水質監測的重大任務包括水資源保護、執法監管、水生態修復、水環境治理、水污染防治、水源岸線管理保護等幾個方面，并遵從集中“治亂”、系統“治病”、科學“治根”3大路徑。
水資源的監管則囊括重要飲用水水源地水質質量、地下水水質、農村飲水安全、調水水質保護、水庫水質保護等。此外，京津冀河流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鄉村振興、新型城市化等國家重點戰略都對水質監測有明確的要求。
2019年5月，人民日報曾發布《盡快扭轉核心技術卡脖子的被動局面》一文時強調：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如期打贏三大攻堅戰面臨不少難啃的“硬骨頭”；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亟待全面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增強加快自主創新的緊迫感危機感，盡快扭轉核心技術卡脖子的被動局面。
為此，彭文啟表示：“要扭轉水生態環境監測的核心技術“卡脖子”，就是打破水生態環境監測領域相關儀器設備及軟件受制于人的局面，提升水質監測儀器設備和軟件平臺的自主創新水平和占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