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中國種業亟待跨越式發展

“去年，我國種業規模達500億元，潛在市場達900億元。我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種子市場。”采訪剛一開始，黃崎博士就向《中國科學報》記者拋出了這幾個數據。

黃崎是水稻育種專家袁隆平院士的助理，也是zui近剛剛出版的《中國種子》一書的作者。和記者談起中國種業戰略的話題，雖然市場前景一片大好，他卻表達了多重擔憂。

生物主權保護缺位

黃崎介紹說，在我國糧食作物中，雜交水稻*，而玉米、大豆種業卻藏有隱憂。同時，由于種子問題隱匿于糧食生產的背后，一般難以顯現其重要性。

“上，印度、阿根廷的農業生產出現嚴重問題，部分原因是未能控制好種子‘源頭’問題：一是對轉基因種子的依賴度認識不清，作為農業發展源頭的種子被控制；二是某些農業跨國集團從自身商業利益出發，以現代生物技術為手段，借助資本，壟斷市場，攫取超額利潤；三是傳統種業被行業升級所淘汰。”黃崎認為，這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農作物種業關系到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

“一些發達國家企圖通過種業戰略，影響他國的糧食生產，控制其生命線，進而影響其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

黃崎認為，我國應強化生物主權安全觀念。與國家主權不可分割、不可讓予一樣，生物主權是指生物作為一個整體，同樣不可分割讓予。

上世紀90年代，有人將中國的野生大豆經非正常渠道帶回美國，通過科學研究，分離出高產基因，并將該基因在101個國家申請，然后再將含有該基因的豆種賣到中國，向中國人收取高額費。在黃崎看來，這在某種意義上已觸犯了我國的生物主權安全。

長期以來，我國沒有實施專門性、連續性的戰略及應用研究計劃來保護生物主權安全。黃崎希望，這能引起社會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種業產學研嚴重脫節

我國在1995年啟動“種子工程”，提出要打造大型種業集團，以改變種企“散、小、亂”和“育、繁、推”相互脫節的局面。不過，黃崎認為，至今這一局面不僅沒有改觀，反而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而加劇。

2000年以前，我國種業是計劃經濟體制，省市縣都有種子站，種子實行計劃生產分配。2006年種子行業全面實行市場化改革，傳統的種業體系“線斷網破”。

與其他行業市場化改革一樣，種業在改革初期，面臨著幾十萬從業人員需要就業安置的問題。地方政府疲于應付新老矛盾，無暇統籌規劃新的種業市場體系建設。

與此同時，各類種子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出現，zui多時達8700多家。一般種子公司由于市場化時間短、規模偏小，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資本、優勢品種等方面積累不足的問題，絕大多數沒有科研育種的能力。我國農業科研單位依然承擔著多于85%的種業科研育種工作，這與以市場為導向的科研相去甚遠。

“這也就造成了我國種業目前產學研嚴重脫節的現狀。”在黃琦看來，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在種業發展模式創新、農村金融市場建設和種業市場體系規范上沒跟上種業發展的需要，導致資本對我國種業介入很少，制約了我國種業的發展。

而種業公司，如美國孟山都、杜邦先鋒、先正達的發展，無不是在完善種業發展環境之后，用資本的力量實現跨越式發展。

反觀我國種業的發展，黃琦表示，對于世界水準的雜交水稻技術，應該從技術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對于我國的弱勢品種，應用市場與資本的力量將塵封于科研院所的*技術及品種迅速孵化，實現跨越式發展。

“現代農業2.5產業”

2011年，*頒發的《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明確了農作物種業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的核心產業。“十二五”規劃也提出“做大做強現代種業”。中國種業發展迎來了新契機。

黃琦認為，當務之急是做好三方面工作：*，加大對分子育種等生物技術的研究，做好技術儲備；第二，謹慎轉基因商業化，重視系統風險；第三，政策引導，市場運作，資本推手，帶動種業的升級發展。

今年*一號文件聚焦農業科技創新。信息技術、基因工程、新的農耕技術等正在改變著農業發展模式。黃琦將這種全新的農業產業業態稱作“現代農業2.5產業”。他認為，這是一個服務于農業產業鏈的生產性服務產業。它以信息技術為手段，圍繞農業價值鏈的創新，重點整合研發、繁育、推廣、商貿、物流、金融、會展、培訓等關鍵環節。

“現代農業新的發展，只有通過產業鏈的延伸，*、二、三產業融合，推動農業的轉型升級，才能使種業向現代農業的生產模式和商業模式這兩個‘’延伸，才能真正促進我國農業長期穩定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提高我國種業乃至農業在上的話語權。”黃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