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量達到世界*的中國，距離創新性國家還有多遠？為何我國迄今“缺位”諾貝爾科技類獎？華為中興遭遇美國知識產權指責怎么看？
 
*委員、*局長田力普３月３日在京接受*記者專訪，就這些熱點話題進行了分析、闡述。
 
我國正處于“從模仿到創新”的轉型初期
 
記者：我國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大申請國，這意味著什么？
 
田力普：２００１年我國申請量就超過美國，２０１２年距離進一步拉大。去年申請了２１０多萬件新的，我國有約６５萬件，占３０％。
 
但申請數量大說明不了太多問題，體現創新能力和意識的核心是擁有量：首先要通過申請來獲得知識產權；其次是*量，通過檢索、審查，顯示技術水平；還要實施，投產，獲得回報。
 
而我國的擁有量迄今只有８０萬，很少。從創新型國家目標的提出到加深認識再到開始投入，從過去的模仿到現在的創新，從的申請到的*擁有、實施投產，都需要一個轉型過程，我們目前處于過程的初期。
 
記者：申請量*，并不意味著我們擁有*的創新力，一些被認為沒有技術含量和生產力。我們離真正的創新型國家還有多遠？
 
田力普：多、質量低，設計多、發明少，沒有技術含量——占３０％的申請量，是不是垃圾？有沒有價值？我的回答很簡單，對于一個企業來說，從他有*件開始，哪怕是模仿別人的、低端的、發明度很低的大路貨，但只要稍有微一點點改進，就值得贊許。我們鼓勵一個從無到有的變化，有了*件，才會去開發第二件，一下子成為“蘋果”可能嗎？
 
確實越來越多人在說，我國這么多卻根本算不上一個創新型國家。他們忘了這需要一個過程，我國提出到２０２０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目標，而從十六大提出創新型國家建設至今不過十年。
 
多重因素導致我國迄今無緣諾貝爾科技類獎
 
記者：我國作家莫言已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那么，科技類的諾貝爾獎離我國有多遠？
 
田力普：我國至今沒人獲得諾貝爾科技獎，涉及多方面因素。一度以來，我國社會的思想文化、制度體制、大環境都是有利于模仿而不利于創新的。
 
近代以來，工業革命讓西方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中國卻閉關自守，走向落后，核心人才、知識分子都在參加科舉考試博取功名，國家沒有建立鼓勵創新的法律體系、制度、環境……中國一步步從曾經的創新型國家走向模仿型國家。
 
在文化氛圍上，我們也缺少創新的精神，大家都學老師、學經典、學古人，不求與眾不同、不敢特立獨行。
 
如今，我們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一場革命，革自己頭腦的命，從模仿、抄襲、借鑒，轉型到自己發明、創造、創意，這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需要時間的積累和歷史的積淀。
 
因此，由于歷史、文化、時代、發展歷程和各種原因，導致我們迄今缺位諾貝爾科技獎。對此，我們既要有緊迫感，也不能急于求成。
 
反對知識產權政治化
 
記者：近期，我國企業華為、中興在美國遭遇知識產權糾紛和調查，您怎么看？
 
田力普：知識產權是一種私權，我們反對知識產權政治化。出現知識產權糾紛，應該通過法治國家的法制手段，尋求司法途徑，讓企業之間自行解決。
 
華為、中興是的ＩＴ產業中的知識產權擁有者，是ＰＣＴ（合作條約）申請的主要的申請人。他們所擁有的知識產權，數量和質量不亞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跨國企業。他們的經營也符合商業規則和各國安全規則。
 
美國用知識產權來制裁我國企業，有點可笑，反映出某些人的焦躁和不理性。希望他們盡早改變這種做法。
 
記者：發達國家正在力圖主導新一輪知識產權規則變革，將知識產權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重要手段。為什么？我們如何應對？
 
田力普：西方對于中國的創新勢頭一直顯示出擔憂。近代以來都是發達國家以高投入、*，占據創新的制高點。因此，西方國家習慣于并希望中國一直處于產業鏈低端。當我們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想自己創新，占據技術、知識產權的制高點時，他們內心是焦慮的。
 
不難理解這樣的悖論：為什么中國過去沒有知識產權制度，沒有時，沒多少人指責，現在有這么多，反而有人說三道四了。因為知識產權背后的無形創造力，代表著西方的核心利益所在。
 
而我們的態度很明確，社會要致力于一個全面均衡的知識產權制度的變革和發展，使知識產權制度惠及各國人民，而非某個個別群體。人類的知識財富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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