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地方新聞】杭州市作為浙江省省會，長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依托經濟、文化等條件開始了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探索。截至目前為止，杭州市的污水處理、生活垃圾收集處理等領域已經有較多實踐。而在土壤修復、區域流域環境綜合整治等領域，杭州的第三方治理拓展實踐還有待加強。

杭州自發探索治污新模式 第三方治理市場待崛起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排污者通過繳納或者按照合同約定支付費用，委托環境服務公司進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第三方治理是推進環保設施建設和運營專業化、產業化的重要途徑，是促進環境服務業發展的有效措施。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有利于環保部門的監管，有利于排污企業治污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環保產業的快速發展。
 

　　杭州市是浙江省省會和經濟、文化、科教中心，長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風景旅游城市。近年來杭州圍繞共建共享歷史文化名城、創新活力之城、東方品質之城，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先行示范區，大力開展生態建設和創新體制機制。目前，杭州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杭州還處于自發和探索階段，還存在眾多責任主體不清、體制機制不健全、法律政策有待完善等問題，亟需進行系統分析和對癥施策，以促進第三方治理市場的有序、規范發展。
 

　　一、杭州市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現狀
 

　　杭州民營經濟發達，市場經濟氛圍濃厚，憑借市場化改革、體制機制靈活等優勢，在城市污水、垃圾等基礎設施領域引入社會資本，開展市場化建設和運營。
 

　　在污水處理領域，杭州市起步較早，污水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模式靈活，市場化程度高，普遍采用TOT、BOT建設、運營模式，特許經營模式占比高。杭州大的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達120萬噸的七格污水處理廠即采用TOT模式，通過公開招投標引入社會資本，由天津創業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建設運營。
 

　　在垃圾處置領域，杭州也是國內較早實行市場化運作的城市。2002年、2004年以BOT模式建成投產兩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在國內較早開展垃圾焚燒發電特許經營。建設中的日處理3000噸垃圾的九峰垃圾焚燒項目，也將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由光大集團公司、市環境集團公司、余杭城市建設集團公司按照股權比例出資建設。同時，“垃圾不落地”的清潔直運“杭州模式”也已初步形成。
 

　　在體制機制方面，2013年——2015年，杭州市相繼出臺了《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方案的通知》(杭政辦函〔2013〕195號)、《關于加快推進杭州市合同環境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杭污整辦〔2014〕11號)和《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擴大有效投資的若干意見》(杭政函〔2015〕111號)，為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供了相關的政策依據。2015年，杭州市在全國建立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服務中心，核定事業編制15名，由市發改委、市財政局聯合組建，隸屬市發改委管理，參與全市PPP項目管理和政策研究；在全國設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支持基金，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促進全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投融資機制創新，優化PPP項目融資環境，助推更多PPP項目落地。
 

　　二、杭州市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制約因素
 

　　1、缺乏明確的政策環境支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要“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這是我國中央政府正式提出退出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標志著我國環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創新，從根本上將工業污染治理思路轉變為“污染者付費、第三方治理”。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國辦發〔2014〕69號)提出了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總體要求，直接推動“第三方治理”進入環保實踐。隨后，各省紛紛出臺實施意見，貫徹落實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上海市人民政府出臺《關于加快推進本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滬府發〔2014〕68號)，山西省、陜西省相繼出臺了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實施方案。浙江省按照國家要求，正在積極推進第三方治理研究項目，探索制定相關政策意見，以推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而杭州市雖然出臺了《杭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方案的通知》(杭政辦函〔2013〕195號)等相關文件，卻尚未出臺直接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或方案，有關的“排污者和第三方治污者的責任劃分”，“針對第三方治理面臨的環保企業融資、稅收障礙”，“第三方市場可能帶來的低價惡性競爭”等問題得不到明確和界定，直接影響第三方治理市場的健康發展。
 

　　2、杭州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現狀掌握尚不全面。杭州由于民營經濟發達，在城市污水、生活垃圾等基礎設施領域較早引入社會資本，開展市場化建設和運營，因而在城市生活污水、生活垃圾處理處置上有較多的實踐。這與其較成熟的盈利模式密切相關。污水處理費與水費“一票收取”，有一定保證；垃圾焚燒發電主要靠發電并網獲得收益，國家在這方面也有明確落實的政策。此外依托生態市建設和“五水共治”平臺，農村生活污水的第三方運維領域也積累了不少的經驗。而對于土壤修復、農村環境連片整治、區域流域環境綜合整治、污泥處理處置、生態修復等領域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案例極少見。尚未對全市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現狀進行全面深入的摸底調查，從而對第三方企業的實際需求、排污主體的關注問題、第三方市場的發展瓶頸等問題缺少判斷。
 

　　3、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其它共性制約因素。與其它城市類似，杭州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制約因素。首先是第三方和排污主體責任不清[2]。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使環境污染治理的由“誰污染、誰治理”向“誰污染、誰付費、第三方治理”轉變。但是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還缺少法律支持，對于排污企業和第三方治污企業，誰來承擔法律責任問題還沒有明確規定。其次是第三方治理的市場準入機制尚未建立。立足于的服務質量、較低的服務價格，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有利于推動環境污染治理服務市場的建立。但是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尚處于探索階段，市場管理還不規范。由于缺少環境服務收費標準，治理效果難以評判，難以選擇合適的第三方治理企業。缺少環境治理成本估算和治理效果評判的標準，地方政府在執行項目招標過程中面臨兩難境地：是價低者的，還是效果佳者得？再次是第三方治理的資金投入大，融資、稅收障礙依然存在。以往，環保企業開展市政業務時，靠土地和廠房做抵押可向銀行貸款，但在開展工業企業第三方治理時，企業的廠房土地無法抵押，融資發生了困難。稅收上，排污企業如自行解決污染治理問題，則其治理設施建設運營費用可計入企業生產成本，無須納稅。而一旦委托第三方的污染治理單位，排污企業向第三方治理單位支付的污染治理費用，第三方治理單位則需繳納各項稅負。從整體上看，無疑增加了全社會的污染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