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污水處理】實施“河長制”，可以有效破解“九龍治水”的不足。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河長制”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其中“河長”的績效如何科學考核與問責是關鍵。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各地要通過建章立制，將河流治理效果與“河長”政績考核掛鉤，才能有效加強水環境的治理，讓水環境得到持續改善。
　　　　
　　河流穿過山川，流經村莊、城鎮，受到各種污染，變得渾濁、黑臭。然而，因為一個個“河長”的出現，現在，河流又回到當初的模樣。
　　
　　河長制，這個由江蘇無錫首創、源于藍藻暴發的水環境管理制度，由于實施以來效果不錯，近些年陸續被國內各地借鑒，安徽、福建、云南、天津、江西等省市紛紛設立“河長”。由此，一個新的具有鮮明特色的河流管理機制，在城鄉大地逐漸成長起來。面對日趨嚴峻的“水危機”，河長制作為呵護河清水綠的可行探索，能夠發揮哪些作用？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作為水鄉人，江西省水利廳廳長羅小云認為，河長制讓每一片需要保護的水域有了責任主體，使原本無人愿管、易受污染的河流，變成了縈繞在“河長”們心頭無法放下的“鄉愁”。
　　
　　“從前治水，治理了幾十年，年年治，年年反彈。”羅小云說，根本原因在于水環境管理體制不完善。誠如江西管轄范圍內的河流溝渠，以往有些是省水利廳直接管理，有些由所在市縣管理。表面上看是各負其責，但省管河流很多是從市縣經過，管轄范圍的交界處，推諉、扯皮現象時有發生。
　　
　　10月11日，中共中央、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28次會議。來自媒體的報道消息稱，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并指出全面推行“河長制”的目的是貫徹新發展理念。
　　
　　河長制，簡言之就是“一河之長”，大小河流都有了“負責人”，由政府主要領導負責屬地河流生態環境管理。這一制度的誕生，源于無錫太湖藍藻暴發事件的問責督辦，成型于江蘇太湖流域的推廣，近些年陸續被各地借鑒。
　　
　　事實上，河長制的推行起源于2007年太湖藍藻暴發事件。當年8月，深受水危機之痛的江蘇無錫在全國實行地方行政首長負責的河長制，黨政主導、部門聯動、社會參與，全面統籌水上岸上、河流上下游與左右岸。實施一年后，轄區內的79條河流考核斷面指標率就從53.2%提高到71.1%，初步實現了河湖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的目標。
　　
　　而在此之前，對環境質量的指責或肯定，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環保部門的。但在事實上，環保部門由于行政權限、技術手段、人員配備等限制，對于涉及環境的各方面掌控、調度往往力不從心。
　　
　　環境問題尤其是水環境問題，牽涉領域眾多，可謂包羅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河長制”體現了《環境保護法》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的要求，把地方黨政領導推到了責任人的位置，其目的在于通過各級行政力量的協調、調度，有力有效地管理關乎水污染的各個層面。
　　
　　目前，全國已有江蘇、浙江、北京等8個省市在全境推行河長制，16個省區市在部分區域或流域水系實行河長制。以北京為例，針對全市425條流域面積1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從2014年起就探索河長制試點；2015年，通惠河作為跨區河流試點實施河長制；2016年，全市范圍內實施河長制，明確要求每一條河都要有河長來認領，做到管理范圍、職責、內容、資金、監管全覆蓋。兩年多來，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
　　
　　河長制帶來的變化立竿見影。在“河長”的組織領導下，水利、國土、環保、公安等相關部門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將河湖保護納入政府目標責任機制，不斷健全“河長制”的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河湖功能初步恢復，有力推進了水資源保護、水域岸線管理、水污染防治和水環境治理。同時，隨著“河長制”的進一步推廣，一些地方還根據實際，將河長擴大到由人大、政協領導擔任，部分地方設立市、縣、鎮、村的四級河長管理體系。
　　
　　更深的影響還在岸上。江西靖安縣水務局局長王仕欽說，河長制讓考核重心發生調整，環境倒逼的壓力使地方自覺地將治污納入常規，并抓住契機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在靖安，凡是可能對河流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行業一律被拒之門外，“我們現在的重點是發展旅游業、綠色產業，打造全域有機農業。”
　　
　　在未來，隨著河長制的全面推進，省長、市長、縣長、鄉長、村長都可能成為“河長”，成為我們“母親河”的生態衛士，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會參與到“母親河”的治理之中。
　　
　　（據人民網、新華社、經濟日報、《世界環境》、澎湃新聞等報道）